高德刚年6月22日，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5个月之后的11月15日，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试运行，承载着上千年沧桑风雨，担负着南水北调东线输水任务的大运河再次发挥起巨大的作用，焕发出新的青春。
追今抚昔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回顾大运河的历史变迁，重温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，了解她的前世今生。
大运河的起源与拓展
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、隋唐大运河、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，全长近公里，北起北京，南到杭州，沟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是世界上距离最长、规模最大的运河。这个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勇气，传承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庞大工程并不是一次性开挖完成，开凿至今经历了多年的历史沿革，从春秋时期开始，经过历个朝代的不懈努力，逐步完成这样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。
大运河的起源从春秋时期开始，据司马迁在《史记》的《河渠书》中记载，楚国是春秋时期开凿运河最早的诸侯国。公元前年，孙叔敖为楚相，在晋楚争霸中，为了北上结盟问鼎中原，先后开凿了两条运河，一条是“通渠汉水、云梦之野”的“荆汉运河”，另一条是“巢肥运河”，这两条运河到公元前年完成，沟通江汉、江淮，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运河。
到了春秋后期，地处太湖流域的吴国逐渐强大起来，雄心勃勃的吴王阖闾、夫差先后打败了西方的楚国和南方的越国，欲北上与齐、晋争霸中原，先后开凿了“堰渎”“胥浦”“古江南运河”“百尺渎”“邗沟”“菏水”6条运河，这6条运河向南可以到达钱塘江，向北可以通达黄河、济水。其中最著名的邗沟，它是公元前年吴王夫差下令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人工运河，运河南起长江茱萸湾(今扬州市)，引长江水向东北，直入射阳湖，再由射阳湖通至淮河山阳湾末口(今淮安市)注入淮河,全长约公里，夫差在长江口处修筑了城池，名叫邗，河因城得名，称为“邗沟”。邗沟是京杭大运河开凿最早的一部分，至今还在使用。
齐国是春秋时期的富庶国家，为发展经济，齐国开凿了淄济运河，连接淄水和济水，齐国船只既可由淄水入济水，又可以直接通往中原各地，提高了临淄的富裕程度，成为东方的一大都会。
战国时期，魏国（惠王时期）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兴修了著名的水利工程——鸿沟。鸿沟不是一条单一的水道，而是由几条运河构成的水系，其中主水道由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行至开封，其后鸿沟经过两汉治理，由开封接着开沟向南入颍水至寿县与淮河相接，所以鸿沟在西汉又称荥阳漕渠，东汉时改称汴渠。
秦朝统一六国，秦始皇时期曾挖两条运河。一是丹徒水道，又称江南运河，这是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，始皇帝“遣赭衣徒三千人”，在古江南运河和百尺渎的基础上，在丹徒、曲阳“凿破长陇”“截其直道”，形成镇江至丹阳的运河。二是灵渠，这是在征服南越时，为解决军粮运输的需要，于公元前年，开凿了灵渠，沟通漓水（广西）与湘水（湖南），从此中原与岭南连接起来。
西汉初期提倡与民休养生息，文景之治免除天下田租，专供漕运的运河萧条下来，直到汉武帝时，处于无“漕天下，而给京师”的需要，开凿关中“漕渠”，漕渠以长安为起点，至潼关而入黄河，对于活跃关中和关东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、文化，都发挥了良好的促进作用。东汉建设了汴渠和阳渠两条通漕运河，汴渠建好后可以溯黄河而入洛水，溯洛水到达洛阳；阳渠东至偃师，再归入洛水，上溯洛阳。除汴渠和阳渠外，东汉在运河治理方面还有一项重要成就是对邗沟新道的改建，辟出了自高邮直达淮安的西道，不再绕行射阳湖，船程缩短多里，就是今日江都到淮安的里运河前身。
三国时期，吴、蜀、魏都在自己的领地内开凿运河，用于运兵征伐。吴国开破岗读（句容），连丹徒水道，奠定江南运河的基本框架；曹操为征伐乌桓，大力发展黄河以北水运，先后修建睢阳渠、平虏渠、白沟等，连通了黄河和海河，成为隋代永济渠前身。
大运河自春秋到南北朝，经历多年的开拓，虽然还未能形成完整体系，但南北水运贯通以具雏形，基本沟通了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与钱塘江的水运干线，从而为大运河的贯通奠定了基础。
大运河的贯通与繁荣
隋朝建立后，结束了长达余年的分裂局面，统一了全国，隋文帝对于运河的开凿不遗余力，借运河构成全国划一的水道交通网，使国家的基础更加稳固。隋文帝先在关中地区开凿了广通渠，由长安到潼关，连接黄河，沟通关东地区，后又修治淤塞多年的邗沟。隋炀帝迁都洛阳后，政治中心东移，东部运河的南北贯通成为时代的要求。公元年，隋炀帝征发河南诸郡上百万人，大规模地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，首先开凿通济渠，由黄河岸边的洛阳直达长江边的江都（扬州），“渠广四十步，渠旁皆筑御道，树以柳，自长安至江都，置离宫四十余所。”公元年开挖南起黄河、北至涿郡（今北京）的永济渠。最后开凿从长江京口到杭州的江南河。从公元年到公元年，短短六年的时间，隋炀帝在隋朝前历代开凿的分散、间断的运河基础上，有计划地展开了疏浚、改建、扩展、开凿，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上，完全凭借人力开凿沟通连接南方和北方的一条举世无双的大运河，成为中国运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开端，对后世中国的统一和经济、文化发展影响深远。
由于隋炀帝在短时间内开展了营建东都洛阳、修筑长城和开凿大运河等庞大工程，给百姓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，再加上他穷兵黩武、横征暴敛，终于民怨沸腾，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杀害，隋朝灭亡。不管隋炀帝主观目的如何，但他开凿运河所建立起来的全国水道交通网，使后人得到无穷的收益，也为唐宋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正如唐代诗人皮日休《汴河怀古》中所写：“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他评价隋炀帝开凿运河：“在隋之民，不胜其害也；在唐之民，不胜其利也”。
唐宋两代是历史上封建社会发展繁荣的鼎盛时期，但对于大运河，他们两朝只是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修修补补，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以确保这一漕运要道畅通而已。运河对于唐代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很大，大运河在唐代具备了国家赖以发展和稳定的水道交通条件，特别是促进了江南一带的发展，使江南逐步成为经济飞跃发展、人口众多的地区，“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”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。唐朝成为当时亚洲和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，这固然由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促成，但不可否认若没有沟通全国的交通网，交流成为障碍，怎么会成为世界的中心？
到了宋代，黄河频繁决溢对运道损坏严重。从公元年到公元年，黄河三次以泗水为洪水走廊，向南夺淮泗水道，流入黄海，三次通过御河流入渤海，特别是公元年，黄河在商胡决口后，向北夺用御河的时间长达一百多年。直到公元年，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口，改道向南，全河夺淮入海，在开封至徐州间行汴水，自徐州至淮阴间夺泗水，由于淤积严重，到元朝建立前，只有御河（卫河）和江南运河、淮南运河尚能通航，中间的汴渠由于黄河的原因已完全淤废。
大运河的辉煌与衰落
元朝的建立，实现了我国规模空前的大统一。元代建都大都（北京）以后，由于粮食生产和生活用品需由南方调，元王朝千方百计重开南北运河。元初的京杭大运河，只有御河（卫河）和江南运河、淮南运河尚能通航，中间的汴渠由于黄河的原因已完全淤废。如果沿隋代运道重新开挖运河，不仅工程浩大，而且很不经济，线路要西绕开封，路远费时，因此需要重新选线，寻找直达的捷径。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并加以实施以前，元初南粮北调主要采取海运为主、河海兼运的做法，这样辗转运输，水陆交替，反复装卸，十分不便，运输效率很低。因此，为彻底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，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势在必行。
公元年，元丞相伯颜和都水郭守敬沿江淮至大都访问查勘，决定把隋唐时弓形南北大运河改变为直线，不再绕道河南，直接从淮北穿过山东，进入华北平原到大都。确定实现大运河的取直，就要开通山东境内泗水至御河多公里的河道，以及通州至大都50公里的水上通道，就是新开凿济州河、会通河、通惠河。公元年，兵部尚书李粤、鲁赤等开济州河。这条运河的线路是沿山东丘陵的西部，从济宁至东平的安民山，沟通了泗水与大清河（古济水）。这样，济宁以南利用泗水河道可抵徐州，北边有了济州河，可达大清河边上的安山。公元年开会通河，南起安山，北至临清，为了解决地形差带来的水位平衡问题，河段中建木闸多处。会通河、济州河开辟成功，使运道取直，比隋代南北运道缩短公里，避免了中途盘驳之劳，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。为了解决北京至通州这一段的水道问题，公元年，都水监郭守敬建议开通惠河，公元年春开工建设，公元年落成通水。通惠河利用北京西山诸泉水和白河水接济运河水量，通惠河虽然较短，也不需过分水岭，但水位落差达二十余米，同样不能行舟。郭守敬在运河上修建了十处双闸，共有水闸二十座。
通惠河建成后，北起元大都，南达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全部沟通，至此，江南的漕粮可以经江南运河、扬州运河、济州河、会通河，再经临清入御河至天津，沿通惠河至大都。这样一来，元代的运河起到了通漕运和交通南北的作用，通过运河把江南丰富的物资运到都城。元代的南北大运河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改变，奠定了现在京杭大运河的基础。
由于元末明初黄河多次泛滥侵袭运道，元代开挖的济州河和会通河都已淤废，明初只能采用海陆联运的方式运输漕粮，同时在北京建造皇宫所需的高档砖瓦和珍稀木材也需要运输，因此重开贯穿南北的内河漕运迫在眉睫。明成祖朱棣决定重开会通河，明永乐九年（公元年），工部尚书宋礼调集十四万民夫，主持全面疏浚大运河，重点放在山东的会通河段。当时汶上县的一位叫白英的老人献策，建议把分水点设在南旺镇的“水脊”处；在宁阳以北改建堽城坝阻止汶水入洸，在坎河以西筑戴村坝阻止汶水北支入海，开小汶河引汶河水至南旺，在南旺建分水枢纽，南北分水济运。同时，在元运河的基础上于南旺镇两侧修建一系列水闸，节制水量，分段平衡水位。并利用南旺的地形，将附近的洼地修筑围堤，成为“水柜”，接纳山泉和汛期洪水，旱则以“水柜”之水济运。宋礼采纳了白英的建议，在堽城、戴村筑坝，水到南旺后南北分流，三分往南，七分往北，当地老百姓称“七分朝天子、三分下江南”，新开凿和疏浚的会通河深一丈三尺，底宽三丈二尺，南北航运畅通，首创于元代的南北京杭大运河得以全线畅通，真正实现全线通航。
到了清代，清王朝高度重视大运河的治理，康熙皇帝把“三藩、河务、漕运”三件大事“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”，时时警惕自己。他任命靳辅为河督，靳辅提拔重用陈潢，他们在治理黄河的基础上，开凿中运河。正是开凿了中运河，使京杭大运河完全脱离了黄河，不再借黄行运，从此摆脱了黄河变迁淤塞运河、影响漕运的被动局面。清代大运河既是元明两代运河的延续，又有了自己的创新，大运河完全脱离黄河，使中国大运河走向了运河发展史上的顶峰。
清末，由于黄河下游日渐淤塞，改道决口频频发生，而清政府又陷入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危机，黄河屡治屡决，屡决屡塞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由于黄河在咸丰五年，即公元年，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北流，夺大清河入海，导致大运河被拦腰冲断，河水被裹挟入海。从此，运河难以全程通航，后来由于中国逐步被帝国主义侵略，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，根本无暇也无力重修运河，运河迅速衰败。光绪二十七年（公元年），清政府废粮改银，运河因此废弃，黄河以北的大运河逐渐湮没。
大运河的沉寂与新生
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前，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京杭大运河也就鲜有人问津，任其自生自灭啦！
新中国成立后，大运河得到了整治和规划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在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，成立了大运河建设委员会，提出以吨的大江轮从最南头的杭州穿越五大河直达北京的规划，但由于不切实际，这一宏伟蓝图始终没能实现。尽管大运河的规划没实现，但个别区段也进行了修修补补。山东为了输水和灌溉的需要，鲁西平原上与旧运河并行开挖了新运河；江苏为了航运，年和年兴建江阴船闸、宿迁千吨级船闸，年扩建了滁州至长江段余公里的运河河段，使运河单向年通过能力达到近万吨，并扩大了沿岸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，确保里下河地区万亩农田和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。
改革开放后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，社会各界对大运河的